中国的当代文化，未免过分“热忱”地兜售所谓“不平凡”人生的招贴画了，而这不平凡，无外乎表现在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女子。事实上，一个连并不平凡的人们都自认为平凡的国家，它的前途才真的是无量的。
“如果在三十岁以前，最迟在三十五岁以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
“可什么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体说来。”
“就是，起码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车，起码要成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吧？还起码要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吧？”
“要有什么样的房，要有什么样的车？在你看来，多少存款算数目可观呢？”
“这，我还没认真想过……”
以上，是我和一名大一男生的对话。那是一所较著名的大学，我被邀举办讲座。对话是在五六百人之间公开进行的。我觉得，他的话代表了不少学子的人生志向。
我已经忘记了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然而，此后我常思考一个人的平凡或不平凡，这一点却是真的。
平凡即普通。平凡的人即平民。《新华词典》特别在括号内加注——泛指区别于贵族和特权阶层的人。
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令人沮丧么？倘若注定一生平凡，真的不如三十五岁以前自杀么？
在中国人普遍还不能真正过上小康生活的情况下，中国的当代文化，未免过分“热忱”地兜售所谓“不平凡”人生的招贴画了，这种宣扬几乎随处可见。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也很盛行过同样性质的文化倾向，体现于男人，那时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女子。一个男人如果把以上这些都追求到了，似乎就算是摆脱平凡了。
同样年代的西方文化，也曾呈现过类似的文化倾向。区别乃是，在他们那儿，这只是花边，是文化的副产品;而在我们这儿，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这却仿佛渐成文化的主流。
这一种文化理念被反复宣扬，折射着一种耐人寻味的逻辑。谁终于摆脱平凡了，就理所当然地是当代英雄;谁依然平凡着甚至注定一生平凡，就是狗熊。并且，还有俨然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和思想特别“与时俱进”的知识分子，话里话外都在帮衬着造势，暗示出更伤害平凡人的一种逻辑。
那就是：—个时势造英雄的时代已然到来，多好的时代!许许多多的人不是已经争先恐后地不平凡起来了么？你居然还平凡着，你不是狗熊又是什么呢？
一点儿也不夸大其词地说，这是一种文化的反动倾向。和尼采的所谓“超人哲学”的疯话一样，这是漠视甚至鄙视和辱谩平凡人之社会地位以及人生意义的文化倾向，是反众生的，是与文化的最基本社会作用相悖的，是对于社会和时代的人文成分结构具有破坏性的。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下一代，如果普遍认为如果最晚在三十五岁以前不能摆脱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人类社会的一个真相是，而且必然永远是——牢固地将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确立在第一位置，且不允许它被其他任何因素动摇或颠覆。这乃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不二立场，像平凡人们的社会地位的第一位置一样神圣。
当然，这里所指的，是那种极其清醒、冷静、客观、实事求是的，能够在任何时代都“锁定”人类社会真相的文化，而不是那种随波逐流、嫌贫爱富、每被金钱左右得晕头转向的文化。那种文化只不过是文化的泡沫，像制糖厂的糖浆池里泛起的糖浆沫。造假的人往往将其收集了浇在模子里，于是“生产”出以假乱真的“野蜂窝”。
文化的“野蜂窝”比街头巷尾地摊上卖的“野蜂窝”对人更有害。后者只不过使人腹泻，而前者紊乱社会的神经。
中国古代，称平凡的人们亦即普通的人们为“元元”;佛教中形容为“芸芸众生”;在文人那儿叫“苍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对于宪法叫“公民”。没有平凡亦普通的人们的承认，任何一国的任何宪法都没有任何意义，“公民”一词也将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变得荒诞可笑。
怎么，到了今天，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我们的某些下一代，不畏死，而畏“平凡”了呢？
由是，我联想到了曾与一位“另类”同行的交谈。
我问他是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他答曰：“为了出人头地，哪怕只比平凡的人们不平凡那么一点点。而文学之路是我惟一的途径。”见我怔愣，又说：“在中国，当普通百姓实在太难。”
屈指算来，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十几年前我认为，正像他说的那样，平凡的中国人平凡是平凡着，却十之七八平凡又迷惘着，这乃是我们的某些下一代不畏死而畏平凡的症结。
于是，我联想到了曾与一位美国朋友的交谈。她问我：“近年到中国，一次更加比一次感觉到，你们中国人心里好像都暗怕着什么，那是什么？”
